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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云英讲述刘亚楼和毛泽东的将帅情谊

我写了一篇刘亚楼的文章在《中华儿女》杂志上发表后不久,刘亚楼的夫人翟云英老人打来电话想见见我,说是要当面感谢。来到刘司令员家,翟云英老人紧紧握着我的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随后,她向我讲述了丈夫刘亚楼和毛泽东的深厚情谊。

毛泽东说:为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干杯!

1949年4月,正当刘亚楼准备率十四兵团挥师南下,参加解放中南广大地区的战斗时,党中央通知他留下来,负责组建人民空军。

刘亚楼受领任务后,与时任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政委王弼等研究,提出了一个组建空军的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及空军领导机关由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机关加上军委航空局人员组成的初步设想,并以此请示了罗荣桓、聂荣臻等有关领导后上报中共中央。

7月27日,周恩来通知刘亚楼:“中央决定你、王弼、吕黎平及翟云英4人8月初赴苏,去完成争取苏联援助的任务。”还说:“你和王弼、吕黎平3人7月31日下午到中南海,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接见你们并作指示。”

受命组建空军任务以来,刘亚楼一直忙于找资料、研究筹划,探讨建立空军的最佳方案。接到周恩来的通知,一种使命感、紧迫感涌上心头。7月31日下午4时,刘亚楼、王弼、吕黎平准时来到中南海。朱总司令首先接见了他们。朱总司令扼要地讲述了华东、华南、西北战场以及即将向西南进军的简况,接着便关心地询问东北航校训练的情况。刘亚楼汇报说:“已经训练出60名我们自己的飞行员,目前还有50名学员在训。”

朱总司令高兴地说:“好啊!你们为建设空军培养了第一批种子,现在就像老母鸡下蛋那样,一窝一窝地抱下去了,我们的空军也会同陆军一样,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谈话间,康克清回来了。她听说刘亚楼等人准备去苏联商谈组建空军的事,高兴地说:“多少年来就盼望有自己的飞机师,希望你们早点把空军建设好!”

5点半左右,叶子龙把刘亚楼等3人领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刘亚楼向毛泽东介绍说:“王弼是30年代在苏联学过航空机械的工程师,吕黎平是抗战初期送到新疆学习飞行的红军干部。”毛主席听后风趣地说:“你是在苏联学地面指挥的,你们3人既有地面的指挥员,又有空中的飞机驾驶员,还有能设计、修理飞机的工程师,真是难得的三位一体呀,你们就是空军主要成员的缩影吧!”

毛泽东让刘亚楼等人坐下后,告诉叶子龙:“我要同他们研究去苏联谈判建立空军的问题,时间可能长一点,谈完后我请他们吃晚饭,你告诉大师傅准备4个人的便饭。”

毛泽东坐在藤椅上,点燃一支香烟,亲切地谈了起来。从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到长期的革命战争;从胜利进展的革命形势,到蒋介石日暮途穷、企图在台湾负隅顽抗;从解放台湾的历史重任到空军建设的重要地位,谈得十分深远。之后,毛泽东说:“中央建设空军的方针你们已经知道了,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具体意见。”

刘亚楼把航校现有的“家底”和建立空军的设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仔细地听着,一边吸烟,一边用笔记下一些数字,有时还插上几句话,询问一些不大熟悉的航空用语。

刘亚楼汇报后,毛泽东说:“我看就以你们的方案作为意见同苏联商谈。把我们研究的意见归纳为两条建军方针:第一,以一年为限,建立一支歼击、轰炸机部队,协助渡海作战,解放台湾。这条方针叫做:创建一支强大的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第二,我们的经济很困难,苏联又不能无偿援助,因此,你们这次去谈判,请专家、买飞机、购器材都要精打细算。现在是贷款建空军,出钱买经验,要贯彻勤俭建军、厉行节约的方针。组建空军是件大事,你们为中央出了好主意。希望你们努力工作,把空军建设好。”

刘亚楼当即表示说:“我们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到莫斯科向刘少奇同志汇报主席的指示,谈判的情况及时向主席、中央报告。”

毛泽东看看表,时针已指在7点30分。笑着说:“刚才说了,请你们吃顿饭,表示饯行。走吧!”

刘亚楼等3人跟随毛泽东进了他的小饭堂。在一张四方桌旁,刘亚楼请主席坐上方,然后依主席坐于左边。炊事员把4菜一汤摆好之后,毛泽东让取瓶葡萄酒来,给每人斟满一杯,说:“亚楼同志,中央派你们3个同志去苏联谈判建立空军,你就是全权代表。预祝你们顺利完成任务,为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干杯!”

刘亚楼赶忙站起来,举杯说:“衷心感谢主席的关怀与款待。我们一定不辜负主席的嘱咐

毛泽东嘱咐刘亚楼,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8月4日,刘亚楼一行经哈尔滨到赤塔,从赤塔乘飞机飞赴莫斯科,下榻于郊外一座疗养院。

8月12日,刘亚楼等来到莫斯科城里中共中央代表团住处,向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刘少奇、王稼祥汇报了毛泽东关于建立空军的指示和拟定的初步方案。刘少奇表示同意。次日,刘少奇、王稼祥带刘亚楼等拜会了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并参加了双方的第一轮会谈。华西列夫斯基说:“我已经得到斯大林元帅的指示,援助中国建立空军。请中国同志先说说建军的方案。”

刘少奇说:“我们党中央已经决定刘亚楼同志出任空军司令员,现在由他代表我们谈谈组建中国空军的意见。”

刘亚楼详细地谈了中国关于组建空军的设想与方案。苏联空军司令员维尔希宁又询问了其中的一些细节。华西列夫斯基说:“听了中国同志谈的方案,我们有了初步的依据。我原则上同意这一方案。为了把援助计划搞得具体细致,我建议刘亚楼同志和维尔希宁空军元帅再进行详细的会谈,草签协议后,报请斯大林同志批准。尊敬的刘少奇同志,您对会谈安排有何意见?”

刘少奇回答说:“我同意,元帅同志,我近日将要回国,今后的会谈就由刘亚楼同志全权代表了。”

此后,刘亚楼等与维尔希宁空军元帅又深入地会谈了3次,并草签了苏联向我出售飞机434架、派遣专家和顾问878名,帮助开办6所航校等项内容的协议书。随后,又参观了苏联空军司令部、飞行航校、航空工程学院、飞机制造厂、飞行部队,瞻仰了列宁墓、列宁故居,游览了莫斯科市容、地下铁道等。

9月中旬,王弼为筹备接待苏联专家先行回国。9月21日,刘亚楼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开幕的消息,并从毛泽东主席宣布的“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决策受到鼓舞。10月1日,刘亚楼、张爱萍、吕黎平等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筹备处度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日。10月2日,苏联政府宣布,同我国建交,并互派大使。10月5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告诉刘亚楼:苏联援助中国建立空军的协议书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已经批准,第一批专家很快便可动身。刘亚楼用热情的语言向华西列夫斯基和维尔希宁元帅表示感谢,并将此消息当即电告中共中央。10月6日,中共中央复电刘亚楼:“与友方谈定的援建空军的一切计划都很好,中央完全同意。”

10月7日,刘亚楼、吕黎平一行启程回国。18日到北京。

回到北京,刘亚楼详细地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了出访苏联争取援助的过程以及回国后勘定校址、选派人员办航校的打算。周恩来高兴地说:“中央认为签订的援助计划很好。空军领导班子的任职命令即将下达。开办6所航校的经费优先保证。选调航空学员的命令军委已经发出。下面就需要你们敲起锣鼓,把建设空军的这台戏唱好。”

毛泽东特地嘱咐说:“空军的基础差,起步快慢,关键的一条是看你航校办得怎么样。你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是选好办校人。这方面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从中南海出来,刘亚楼直奔灯市口。他掩饰不住心头的兴奋,对航空局的同志们说:“大的问题,中央都给我们解决了。下一步就要看我们如何敲起锣鼓,把建设空军这台戏唱好!”

就在聆听毛泽东、周恩来指示的当晚,刘亚楼亲自起草了一份征求工作分配志愿的表格,要航空局立即印发给在京的处以上干部填写后报他。从第二天开始,他分别找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和航校领导干部的预先对象个别谈话,逐一考核。

刘亚楼考核干部的方法也有独到之处。在听了一般情况介绍后,总要问:“他最善于做什么工作,为什么?他最突出的成绩是什么,是什么方法取得的?他最不会做什么,为什么?假如你来提分配工作意见,他做什么工作最合适?”“三最一假如”地提问,又随时记下其中的要点。几天后,划归空军管理的上百名团以上干部的德才表现已印入脑际,6所航校办校的人选,开始在头脑里形成。他的笔记本中,在刘善本、刘凤、陈熙、吕黎平、方子翼、安志敏等名下,分别写着类似的话:懂飞行,会管理,有经验,政治上强,可充任校长。不久,中央军委任命上述6位同志为第一至六航校校长。行政干部解决了,尚缺合适的政治委员。刘亚楼起草了选调6名优秀政治干部的报告呈毛泽东。毛泽东很快批示:“这批政治委员必须挑选最适当的人来担任。各野战军提出3倍的名单交军委选定。”后来,中央军委在19名预先对象中选下姚克佑、李世安、王学武、李发应、王绍渊、张百春、罗野岗7位同志分别为第一至七航校的政委(为了充分利用老航校的技术人员和航空设备,中共中央军委批准,1949年11月18日成立第七航校,校长魏坚)。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萧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参谋长。

自此,新中国的空军脱颖而出,在刘亚楼的历史上也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毛泽东当面指示刘亚楼必须迅速增强空军力量

1949年10月24日,苏联援助我国建设航校的首批专家23人乘火车到达北京。25日,刘亚楼组织起两个联合勘察小组,指定吕黎平负责一个组,请苏联歼击航校校长顾问参加,勘察轰炸航校校址。并确定以早开学、节经费、环境安全、适于空中训练原则。不久,两个考察组认真考察后,将考察的结果向刘亚楼作了汇报,刘亚楼认定并经军委批准,哈尔滨、长春、锦州、沈阳、济南和北京南苑为空军第一至六航校校址。

10月30日下午,刘亚楼在航空局会议室召开第一次校长会议,研究东北航校的整编、空军的建军思想、中方办校人员与苏联专家的关系等问题。大家发言热烈,一直开到晚上10点多钟。末了,刘亚楼站了起来,双手撑在桌子上,身体微向前倾,用深邃的目光严肃地将与会人员环视了一遍,以斩钉截铁般的语气,下达了一段落地有声的军令:

“同志们,解放台湾急需空军,党中央毛主席殷切期望我们把空军建设好。当前,一切为了办好航校是空军力量使用和工作安排的一个原则。我们受命开办航校一天一小时也不能耽搁。按通常速度起码要三四个月的筹备时间只能给一个月。12月1日必须全部开学!”

“12月1日必须全部开学!”像重锤一样敲打着每个同志的心弦,激起强烈的共鸣。

“是啊,”刘亚楼略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按照时间开学,是英雄;拖延时间开学,是狗熊,12月1日见分晓!”

会议室里,先是一阵寂静,继而爆发出一阵掌声,洋溢着开拓的勇气和创业的激情。

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原军委航空局即行撤销,原航空局所有人员及业务工作全部交空军司令部。由此,1949年11月11日便成为空军的诞生日。

1950年春,毛泽东当面指示刘亚楼必须迅速增强空军力量。刘亚楼和空军其他领导同志研究认为:新增辟航校,短时间难以奏效。如果将原有的航校加以扩充,增加培训名额,既可缩短筹备时间,又可节省经费。这样做,虽有困难,但经过努力是可以办到的。于是,刘亚楼向毛泽东建议获准后,2所轰炸机航校由训练2个团的人员扩大为训练4个团的人员;4所歼击机航校由训练5个团的人员扩大为训练7个团的人员。

3月28日,刘亚楼主持召开第二次航校校长会议。他在听取各校的工作汇报后说:1个月的时间筹备开学了,第3个月开飞了,第4个月有了一个样子,看来可以完成任务,现在担心的是能不能打仗的问题。这批学员多是连排干部调来的,虽然掌握了技术,但缺乏领导工作的经验,指挥一个团、一个师,有很大的困难。不久,刘亚楼趁列席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机会,向毛泽东主席建议:选调90多名符合条件的营团干部学习飞行,以组建未来的空军团、师领导机构。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一建议,当即指示各大军区迅速落实。这是空军建设史上一项极其重要的组织措施。

4月15日,毛泽东为《人民空军》创刊号题词:“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刘亚楼说:这是毛主席赋予人民空军的光荣任务。同日,他以“题词”为根据,在空军参谋工作会议上对空军的任务作了具体阐述,号召空军指战员兢兢业业做工作,拼死拼活干事业,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自觉性,完成毛主席赋予空军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主席批示: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

1950年7月,美国扩大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战火向鸭绿江边蔓延。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11月,刘亚楼着手组建志愿军空军司令部。11月24日,刘亚楼与时任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的刘震商谈。他说:空军打仗是个新事物,但只要努力学习就一定能打好;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空军指挥机构;当前军区空军司令部尚不健全,只能用“凑班子”的办法解决。他要求刘震带志愿军空军入朝参战。不久,中央军委任命刘震为志愿军空军司令员。

年轻的人民空军入朝参战,对手是老奸巨滑、颇有作战经验的美国空中强盗,如何使用人民空军力量?刘亚楼从实际出发,提出“积累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意见并上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当即批示:“刘亚楼同志,同意你的意见,采取稳妥的办法为好。”

对毫无空战经验的志愿军空军来说,进行实战锻炼,取得战斗经验,揭开空战之谜,建立起战胜美国空军的勇气和信心,至关重要。刘亚楼等空军领导者们决定把最先进行实战锻炼的任务交给空四师。

12月4日,刘亚楼正式给空四师下达了作战命令,要空四师以大队为单位轮番进驻安东,进行实战锻炼,确定从28大队开始,并由师长方子翼到安东直接领导。刘亚楼对首批参战的空军部队给以极大的关注,他一直坐镇沈阳,多次到空四师检查指导。

1951年1月21日,28大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空战。这天上午,美国空军出动一批F—84战斗机,沿平壤至新安州一线对铁路进行轰炸,阻滞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友空军出动8机,方子翼也即令28大队8机出击。大队长李汉率领飞行员宋亚明等起飞。李汉为了先于友空军接敌,高度不足3000米便出航飞过鸭绿江。编队接近新安州时,发现敌机在轰炸清川江桥,李汉率队迂回到敌机后面在距敌400米处,他瞄准敌长机开炮,将其击伤。其余敌机纷纷向黄海上空逃去。

这次战斗是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国空军进行的第一次空战。李汉等飞行员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勇敢出击,取得了击伤1架美机的战绩,初步揭开了空战序幕。

此后,28大队英雄乘胜前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空中战斗的胜利。9月底,刘亚楼将空四师作战情况上报中央军委。10月2日,毛泽东主席批示:“刘亚楼同志,此件已阅。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对壮烈牺牲者的家属予以安慰。”

此后,刘亚楼指示参战部队边打边建,在战斗中成长。当志愿军空军与美国混合机群打了几次大规模空战后,刘亚楼觉得解决空战战术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他亲临安东机场,参加空战指挥,参与战斗讲评,反复与参战指战员研究,草拟了歼击航空兵“一区两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下发部队讨论并在战斗中试行。以后在表述形式上改为“一域多层四四制”。他解释说:“一域多层四四制”战术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同批同梯队机群以4机为单位,按不同间隔、距离、高度,采取层次配备,构成小编队、大纵深的战斗队形,按照统一的作战意图,以长机为核心,在目视和战术联系的范围内,保持一域,相互协同作战。1952年2月份,是志愿军空军灵活运用“一域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最为成功的一个月。全月作战26天,击落美机37架,击伤7架;我方被击落12架,被击伤14架。敌我被击落飞机之比为3:1。

在参战期间,志愿军空军部队不畏强敌,不怕牺牲,奋勇作战,共击落美国空军、海军和参与侵略朝鲜战争的其他国家空军的飞机330架,击伤敌机95架。涌现了荣立集体一等功、被誉为“英雄王海大队”的空三师第九团第一大队;王海、刘玉堤、韩德彩、张积慧、赵宝桐、孙生禄等一大批战斗英雄;击毙美国空军“王牌”驾驶员少校戴维斯,击落并生俘美国空军“双料王牌”上尉飞行员费席尔,严重挫败了不可一世的侵略朝鲜的美国空军。

毛泽东对刘亚楼说:“祝贺空军旗开得胜!”

1958年7月,美军悍然侵入黎巴嫩,英军侵入约旦,妄图镇压阿拉伯人民民族独立运动。

国民党军队为策应美、英在中东的行动,加速了所谓“反攻大陆”的准备。由此造成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为了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出决定:福建前线准备采取两个行动,一是空军进入福建,二是对金门打炮。

随着人民空军入闽,一场在东南沿海与国民党空军争夺制空权的斗争开始了。

当时,国民党空军共有6个联队,共有各型飞机646架,此外,驻台美空军有1个中队,从日本、冲绳、菲律宾以及第七舰队航空母舰起飞的飞机,随时可以增援台湾海峡。我空军入闽前后,国民党空军频繁出动侦察,并企图对大陆沿海军事基地进行轰炸。

刘亚楼指示第一批入闽部队,一方面隐蔽进入,飞机转场时,采取低空飞行,禁止无线电通话,转场后部队也不搞战区试航等措施,以防被台湾方面察觉;另一方面必须做好各种各样对付敌人袭击和轰炸的准备。

1958年7月29日,粤东沿海上空乌云密布,不时有雷阵雨。11时许,国民党空军4架F—84G飞机,贴着云层,低空窜入汕头附近上空。空18师师长林虎指挥54团1大队大队长赵德安率4机起飞迎击。一场激烈的空战在南澳岛上空打响了。空战3分钟,赵德安4机击落敌机2架、击伤1架,自己无一损伤,获得全胜。空18师首战以3:0获胜,震动了台湾海峡两岸。

台湾国民党空军原准备在这次袭扰之后,召开“庆功会”,嘉奖一个时期以来他们侦察袭扰大陆的“功臣”们。人民空军给他们当头一棒,把国民党空军的“勇士”们打懵了,所谓的“庆功会”也流产了。7月30日,美国合众国际社一则电讯称:超音速的共产党飞机在台湾海峡上空进行了一次使国民党透不过气来的一边倒的战斗。

这次战斗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在西郊机场对刘亚楼说:“祝贺空军旗开得胜!”

福建、粤东地区争夺制空权的战斗,前后达3个月之久。自7月27日开始至8月22日这段时间,由于人民空军突然出现于福建、粤东地区,台湾当局一时摸不清底细。国民党空军一方面加紧进行轰炸大陆沿海军事目标,另一方面则每天出动飞机100架次左右,对闽、粤沿海实施空中侦察。在此期间,入闽空军部队出动飞机1000多架次,有效地阻止了国民党空军飞机侦察活动空战4次,4战4捷,击落国民党空军飞机4架、击伤5架。

从1957年起,国民党空军夜间窜扰大陆纵深地区,主要使用经过改装的B—17飞机进行电子侦察,并且由月夜、简单气象的中空活动,改为暗夜、复杂气象的低空活动。按当时我空军的武器装备和大陆防空体系的实际情况,在夜间低空作战的难度是很大的。近一年时间国民党空军出动B—17飞机进入大陆侦察53架次,我空军部队出动飞机69架次截击,无一次成功。尤其11月20日夜间,敌一架B—17飞机低空进入大陆活动长达9小时,飞越了9个省,并到达石家庄地区上空。刘亚楼指挥沿途空军航空兵部队共起飞18架次拦截,未果。当晚,周恩来总理从外地乘飞机回北京,一下飞机就指示:“告诉刘亚楼同志,我们应用一切办法将蒋机击落。”12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批阅一个防空作战情况的报告时也指示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面对这种情况,刘亚楼和空军全体指战员无不深深感到有愧于党和人民的重托,人人心急如焚。刘亚楼组织空军部队首先端正防空作战指导思想入手,对战备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加强组织指挥,刘亚楼还提出:各部队以“精兵好马”组成“一号班子”(即将业务工作最熟悉的战勤人员编成的班子),平时,让“一号班子”经常同担任截击任务的飞行员进行演练,提高引导精度。这些措施的落实和改进截击机的机载雷达性能,使空军部队夜间作战能力有了突破性的提高。1958年和1959年年初对B—17型飞机有了发现、开炮,以及击伤的记录。

一次,毛泽东主席在接见空军5级干部会议代表时,又焦急地问刘亚楼:“敌机到大陆窜扰,就是那几个口子,总是堵不起来?”

刘亚楼回答说:“我们一定下决心,把各项措施进一步搞扎实,是搞得出名堂来的。”

1959年5月初,刘亚楼召集空军军以上参谋长会议,刘亚楼还以下命令的口气对参谋长们说:“无论如何要在国庆节前打下一两架敌机!”

5月29日夜,国民党空军B—17飞机1架窜入广东西部地区。空18师截击机大队中队长蒋哲伦在云低260米、下小雨的复杂气象条件下驾机截击。起飞不久,师指挥员李宪刚副师长命令改换无线电波道,使敌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无法掌握我机行踪。领航员精确引导,蒋哲伦大胆机动,很快发现敌机,两次开炮将敌机击中起火,机上国民党少校飞行员胡平山等15人全部毙命。

这次战斗,创造了空军截击机在夜间低空、复杂气象条件下使用机载雷达瞄准设备首次击落敌机的战例。

毛泽东对刘亚楼风趣地说:“美国就那么几架U—2飞机,做个计划,不够我们打的嘛!”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国民党空军还使用美国RB—57D、U—2等高空侦察机经常对大陆实施战略侦察。这两种飞机高度达2万米,这个高度在我空军当时拥有的性能最好的歼击机实用升限之上,故难以对付其攻击,高射炮对它也无能为力。

为了打击国民党空军高空侦察机,1958年初,中央军委决定组建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10月6日,第一支导弹部队在北京正式成立。

1959年9月21日,地空导弹部队正式担任首都防空作战值班任务。刘亚楼反复叮咛部队说:“过几天就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的日子,要高度警惕,万无一失地保证首都的空中安全。”

国庆期间,地空导弹部队的指战员们吃住都在阵地,时刻警惕地守卫着首都的天空。

10月7日上午,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王英钦驾驶RB—57D飞机窜入大陆,高度1.92万米,越过沿途歼击机的层层拦截,沿津浦线上空北进。刘亚楼在空军指挥所里密切地注视着标图板上标出的敌机航迹。当敌机临近北京地区上空时,刘亚楼请示中央军委首长同意使用地空导弹,随即便下达了命令。11时50分,地空导弹2营捕捉到目标。12时4分,2营营长岳振华果断地下令发射导弹。“轰、轰、轰”3声巨响,3发导弹腾空而起,全部命中目标,敌机被打得粉碎,残骸坠落于通县东南河西务村附近,飞行员王英当即毙命。

刘亚楼等空军领导同志和总部首长及总政保卫部的同志立即奔赴现场。

1962年1月,国民党空军改用U—2飞机又对大陆各地进行高空侦察活动。为了打击敌U—2飞机,经中央军委批准,刘亚楼、成钧决定使用保卫要地的几支地空导弹部队,在U—2飞机活动的航路上实行机动伏击。

刘亚楼、成钧令地空导弹2营首先转到长沙设伏,可是将近两个月未遇战机。于是,又令他们于1962年8月27日转至南昌。成钧亲自去选定了阵地的位置。

9月7日,刘亚楼命令驻南京的1个轰炸机大队大张旗鼓地空转南昌附近的一个机场,以诱敌就范。果然,第2天国民党空军就出动U—2飞机1架,以侦察广州为试探,看看在江南地区飞行有无危险,而后放心地返回台湾。

9日7时许,国民党空军U—2飞机1架,由平潭岛上空进入大陆,经福州、南平沿鹰厦铁路上空北进。

此时,刘亚楼在空军指挥所电话询问:“岳振华同志,你看到U—2出来了吗?”岳振华回答说:“报告司令员,我从标图桌上看到了。”刘亚楼命令道:“把它打下来!”岳振华坚定地回答:“是!坚决完成任务!”

8时32分,当这架U—2飞机进入2营的火力范围时,岳振华抓住战机,沉着指挥,连续发射3发导弹,一举将敌机击毁。该机残骸坠于南昌东南15公里的罗家集附近。国民党空军中校飞行员陈怀身跳伞被俘,但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而丧命。

这是我国击落的第一架U—2型高空侦察机,也是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开展机动作战获得的第一次战果。

周恩来总理闻讯后,高兴地说:“很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美国U—2飞机前几天侵入苏境,他们只是提了抗议,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掉了。”他还亲自给2营打电话表示祝贺。

9月20日,刘亚楼带领岳振华去中南海向中央首长汇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和各位元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听了汇报后,都非常高兴,大加赞扬。临别时,毛泽东主席再次紧紧握住岳振华的手,连声说:“岳振华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哇!”

从1963年3月开始,国民党U—2飞机为逃避我地空导弹部队打击,在机上加装了更为先进的预警设备,并多次深入我西北战略要地上空侦察。刘亚楼、成钧发动导弹部队指战员研究对策。不久,二营演练出一套“近快战法”。6月,刘亚楼到上海听取岳振华汇报后说:“这很好,完全符合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运用这一战法,11月1日,二营又将窜犯大陆的一架U—2飞机击落。

为打击国民党空军对我沿海地区的窜扰,空军组织地空导弹部队再下江南。5月,刘亚楼对岳振华说:“你这次出去,一定要把敌机击落。如果把李南屏击落就更好了。这可是振国威、扬军威的大事,你要亲自担任营指挥员指挥。”不久,二营进驻漳州地区伏击。在气温高、湿度大、雷雨多的条件下,突击训练,密切协同,于7月7日,将入侵的一架U—2击落,驾驶这架飞机的正是号称“空中飞虎”的李南屏。7月8日,刘亚楼赶到前沿阵地,帮助二营总结经验并上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收到刘亚楼的报告时,中央领导同志正在讨论工作,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说:“真想见见这支部队。”当即在报告上批示:“刘亚楼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向同志致祝贺。”不久,周恩来总理向刘亚楼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想见见这支“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的意向。刘亚楼指示岳振华带二营回到北京。7月23日,刘亚楼陪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二营全体指战员。当刘亚楼两次把岳振华介绍给中央首长时,毛泽东说:“认识,认识,岳振华同志嘛!”毛泽东对刘亚楼风趣地说:“美国就那么几架U—2飞机,做个计划,不够我们打的嘛!”

毛泽东在信中说:“闻你患病,十分墨念。一定要认真休养,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

1957年整风的时候,空军政治部有位同志写了篇大字报,上面写道:刘司令员批评人太尖刻,常常令人难于接受。给人的感觉不是冬天的太阳,而像夏天的炎日,使人感到咄咄逼人的煎烤……”

刘亚楼站在这张大字报前,反复看了几遍,对身边的人说:“这个批评很中肯!我这个人批评起来总是一针见血,语言尖刻,难免使人难以接受,这个毛病应该改。”

但是,刘亚楼对“整风”中用大字报来开展批评的作法并不赞成,他说:“这样做,容易伤感情,很难达到批评的目的。”

后来,他在党委会和支部大会上多次提到这个批评,反复检查自己的缺点,并形象地比喻说:“批评要注意效果,好比种花和看病一样。给花浇水、施肥,本是好事,若是过分,容易把花淹死;看病也同样理,一个医生给人家看病、开药方,目的是为了使病人康复,如果过分,就会适得其反。批评,应该使人感到温暖才对。在这方面,我应该向罗帅学习。罗荣恒政委批评人很注意方法和效果,使人感到像冬日一样温暖。”

毛泽东主席对刘亚楼的缺点也很了解,一次,他当面幽默地提醒刘亚楼,说:“刘亚楼哇,你不要锋芒毕露,要锋芒半露嘛!”刘亚楼谨记毛泽东主席的教导,经常检查自己的言行。

1961年,刘亚楼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讲话说:干部队伍里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既能严格要求,又能说服教育”;“第二种人是能严格要求,但有些简单粗暴,说服教育不够”;“第三种人既不严格要求,又不说服教育,什么事情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又说:“对第一种人,我们应该表扬他,培养他”。“第二种人基本上是好的,我们要支持他,赞扬他严格要求的一面,对他方法不够的一面要帮助他改正”;“第三种人不好,要揭穿第三种人,改造第三种人”。刘亚楼还说:“我呢,就是属于第二种人!”

刘亚楼常说:“我主张把话说在明处,当面可以骂娘,但背后不要捣鬼。我最憎恨那种当面拍肩膀,背后动家伙的小人。”

一些当年受过刘亚楼批评的老同志,至今回忆起来,不仅没有什么反感,反而很怀念说:“刘司令员虽然当面批评得十分严厉,但心是热的。今天我们的工作有缺点、错误,他批评得很严重;明天改正了,工作有了成绩,他就高兴啊!又大会、小会的表扬你;后天该奖励你就奖励你,该提拔你就提拔你。知道了他的脾气和作风,受了他的批评不仅没有一点包袱,反而成了很大的动力呢!

1964年8月18日,刘亚楼随同李先念副总理经卡拉奇赴罗马尼亚访问。他在出访期间患腹泻、腹胀,仍坚持工作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回国后,面色苍黄,浑身乏力。9月21日在协和医院检查,发现肝脾明显增大且质地偏硬。经空军党委研究并报军委批准,刘亚楼暂时停止工作,集中精力休养治病。毛泽东在给刘亚楼的信中说:“闻你患病,十分墨念。一定要认真休养,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

周恩来总理指示:“暂不要向刘亚楼同志和他的家属告诉说他可能患的是肝癌,以减轻其思想压力和痛苦。”

中央军委迅速批准:“刘亚楼同志暂时停止工作,集中精力休养治病。”

然而,拼搏了几十年的刘亚楼,在病情沉重乃至弥留之际,头脑里想念的一直是空军的工作。一次,他长时间昏迷过去,经抢救恢复神志后,见姚克佑正在床前,他断断续续地嘱咐说:“条令……要编……出来,我的话……说……对了,往……八宝山……送……一本……”

姚克佑只是连连点头,喉咙里仿佛被什么堵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止不住往下流。

1965年5月7日下午3时45分,刘亚楼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55岁。

后来条令教材全部编成印出时,已到“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姚克佑悄悄到郊外山坡上烧了一本,以了却老首长的心愿。 

叶介甫

○ 信息发布:平阴县党史研究室 ○ 发布日期:2013-12-17  ○ 浏览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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